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管理，维护承包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应当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第三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承包农村土地的权利。

第四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保护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严格控制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耕地应当优先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生产。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依法履行保护农村土地的义务。

第五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应当依法签订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承包合同生效时设立。

第六条 承包合同订立、变更和终止的，应当依法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

第七条 农业农村部负责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的指导。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农村经营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

第二章 承包程序

第八条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依法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

承包工作小组应当依法拟订承包方案，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公示不少于10个工作日。

承包方案应当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第九条 承包方案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承包程序规范；

（二）承包方案的内容合法；

（三）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权益；

（四）不得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应当依法指导发包方制定承包方案，并对承包方案实施监督检查，发现承包方案不符合前款要求的,应当及时通知发包方更正。

第十条 承包工作小组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并依法签订承包合同。

第三章 承包合同的订立、变更和终止

第十一条 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承包合同。

承包合同示范文本由农业农村部制定。

第十二条 承包合同自双方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成立。

第十三条 承包期内，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变更承包合同：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转让的；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的；

（三）承包地被部分征收的；

（四）承包方自愿交回部分承包地的；

（五）发包方依法调整承包地的；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承包合同变更的，变更后的承包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

第十四条 承包期内，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承包合同：

（一）承包方消亡的；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全部转让的；

（三）承包地被全部征收的；

（四）承包方自愿交回全部承包地的；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承包地被征收、发包方依法调整承包地或者承包方消亡的，发包方应当负责组织变更、终止承包合同。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承包合同变更、终止的，承包方应当向发包方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变更、终止承包合同的书面申请；

（二）原承包合同；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转让合同，承包地退出申请或者协议等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四）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同意变更、终止承包合同的书面材料；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六条 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发包方应当制定承包地调整方案，并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

调整方案通过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发包方应当将调整方案等材料一式两份报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批准。

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应当于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整方案的审批，并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农村经营管理）部门批准；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调整方案，应当及时通知发包方予以更正，并重新申请批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应当于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整方案的审批；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调整方案，应当及时通知发包方予以更正，并重新申请批准。

调整方案未依法申请批准或者申请批准未通过的，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

第十七条 承包方可以自愿将部分或者全部承包地交回发包方，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承包期内原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者全部消灭，并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

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交回承包地的其他补偿，应当由发包方和承包方协商决定。

第十八条 为了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承包方之间可以互换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不同承包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的，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向发包方备案。

承包方提交备案的互换合同，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互换双方是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

（二）互换后的承包期限不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

（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互换合同备案后，互换双方应当及时与发包方变更承包合同。互换合同不符合前述要求的，发包方应当及时通知承包方予以更正，并重新备案。

第十九条 经承包方申请和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

承包方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发包方提交申请，发包方依法作出决定。未经发包方同意，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未表态的除外。

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符合下列条件的，发包方应当同意：

（一）受让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

（二）转让后的承包期限不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

（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由受让方与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承包期内原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者全部消灭，并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

第四章 承包合同的管理

第二十条 承包合同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承包合同的文本规范；

（二）承包合同的内容合法；

（三）双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应当依法指导发包方和承包方订立、变更或者终止承包合同，并对承包合同实施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前款要求的，应当及时通知发包方更正。

第二十一条 承包合同管理工作中形成的，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数据等各种形式和载体的文件材料，应当纳入农村土地承包档案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工作方案、健全档案工作规章制度、落实专项经费、指定工作人员、配备必要设施设备，确保农村土地承包档案完整与安全。

发包方应当将农村土地承包档案纳入村级档案管理。

第二十二条 承包合同管理工作中产生、使用和保管的数据，包括承包地权属数据、地理信息数据和其他相关数据等，应该纳入农村土地承包数据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农村经营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数据的管理,组织开展数据采集、使用、更新、保管和保密等工作，并按规定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提交数据。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信息化建设，按照统一标准和技术规范建立国家、省、市、县等互联互通的农村土地承包信息应用平台。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应当利用农村土地承包信息应用平台，组织开展承包合同网签。

第二十五条 承包方、利害关系人有权依法查询、复制农村土地承包档案和农村土地承包数据的相关资料，发包方、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应当依法提供。

第五章 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

第二十六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应当查清发包方、承包方的名称，发包方负责人和承包方代表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承包方家庭成员，承包地块的名称、面积、四至、空间位置、质量等级、土地用途等信息。

第二十七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应当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规程实施，一般包括准备工作、权属调查、地块测量、审核公示、勘误修正、结果确认、信息入库、成果归档等。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规程由农业农村部制定。

第二十八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的成果，应当符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规程的质量要求，并纳入农村土地承包信息应用平台统一管理。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依法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

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依法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

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可以依法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开展。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干涉承包合同的订立、变更、终止，给承包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等责任；情节严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给予直接责任人员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农村土地承包档案管理、农村土地承包数据管理和使用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行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除林地、草地以外的，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和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

本办法所称承包合同，是指在家庭承包方式中，发包方和承包方依法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施行以前，依法签订的承包合同继续有效。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2年  月  日起施行。原农业部2003年11月14日发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33号）同时废止。

小麦“一喷三防”：指的是将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如微肥、抗旱剂等）混配，一次施药可以达到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倒伏、增加粒重的目的。一喷三防指的是：防虫、防病、防干热风。

1、病虫害

病害：纹枯病、根腐病、茎基腐病、全蚀病、锈病、白粉病、叶枯病、赤霉病等。其中以纹枯病、茎基腐病、锈病、白粉病、赤霉病的危害较大。

虫害：蚜虫、红蜘蛛、吸浆虫、麦叶蜂、金针虫、蛴螬等，以蚜虫的危害较大。

气候性灾害：主要是干热风、扬花期阴雨等。

2、小麦分蘖期至拔节期（3月份）

主要防治条锈病、纹枯病、茎基腐病，挑治苗期蚜虫和麦蜘蛛。

对小麦条锈病，防治药剂可选用三唑酮、烯唑醇、戊唑醇、氟环唑、丙环唑、嘧啶核苷类抗菌素、丙唑·戊唑醇等。

当纹枯病病株率达10%时，可选用戊唑醇、丙环唑、烯唑醇、噻呋酰胺、井冈霉素、多抗霉素、木霉菌、井冈·蜡芽菌等进行防治。

小麦茎基腐病发生区，由于登记在茎基腐病上的农药较少，可选用氟唑菌酰羟胺、噻呋酰胺、氰烯菌酯、醚菌酯、吡唑醚菌酯、嘧菌酯·丙环唑、氰烯·戊唑醇、丙唑·戊唑醇等防治镰刀菌的药剂防治。要注意加大水量将药液喷淋在麦株茎基部，以确保防治效果。

麦蜘蛛早期可通过保护利用天敌控制，当平均33厘米行长螨量达200头以上时，即选用阿维菌素、联苯菊酯、马拉·辛硫磷、联苯·三唑磷等药剂喷雾防治。

叶片发黄、分蘖不好：适当加磷酸二氢钾100克，亩用芸苔素内酯10克。

3、小麦孕穗期（4月15-5月17）

这个时期主要预防白粉病、锈病、纹枯病、赤霉病等以及促进小麦孕穗健壮。
对长江中下游和黄淮等小麦赤霉病常年流行区，要在加强健身栽培的基础上，抓住小麦抽穗扬花关键时期，见花打药，主动预防，遏制病害流行。对高感品种，在小麦抽穗至扬花期，如天气预报有阴雨、结露和多雾天气，首次施药时间应提前至破口期；药剂品种可选用氰烯菌酯、咪鲜胺、戊唑醇、氟环唑、枯草芽孢杆菌、井冈·蜡芽菌等；在赤霉病重发区，可选用丙硫菌唑、氟唑菌酰羟胺、丙唑·戊唑醇、氰烯菌酯·戊唑醇等新药，要保证足够的农药有效成分使用量，施药后3—6小时内遇雨，雨后应及时补治。如遇适合病害流行的连续阴雨天气，应隔5—7天再用药防治1—2次，以确保防治效果。对多菌灵抗性高的地区，应停止使用苯丙咪唑类药剂，提倡轮换用药和混合用药。赤霉病偶发区，可结合其他病虫防治，在抽穗扬花期进行兼治。

4、小麦孕穗期–灌浆期这两个时期主重点防控麦穗蚜及中后期多种病害、干热风，提倡综合用药，达到一喷多效。

穗蚜、吸浆虫：对小麦吸浆虫，应重点做好抽穗期的成虫防治。在孕穗初期当早晨或傍晚手扒麦垄看到1—2头成虫在飞时，应及时选用辛硫磷、毒死蜱、高效氯氟氰菊酯、氯氟·吡虫啉、呋虫胺等在小麦上登记的杀虫剂进行防治，重发区间隔3天连续用药2次，以确保效果。

当田间百穗蚜量达800头以上，益害比（天敌:蚜虫）低于1:150时，可选用啶虫脒、吡虫啉、氟啶虫胺腈、抗蚜威、高效氯氟氰菊酯、苦参碱、耳霉菌等药剂喷雾防治。有条件的地区，提倡释放蚜茧蜂等天敌昆虫进行生物防治。当穗期病害仍需防治时，可结合小麦“一喷三防”，实施杀虫剂、杀菌剂和生长调节剂等科学混用，综合控制。中后期“一喷三防”常用杀虫剂有，吡虫啉、啶虫脒、吡蚜酮、噻虫嗪、溴氰菊酯、高效氯氟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氰戊菊酯、抗蚜威、苦参碱等。其中，吡虫啉和啶虫脒不宜单一使用，要与低毒有机磷农药合理混配喷施。常用杀菌剂有，三唑酮、烯唑醇、戊唑醇、己唑醇、丙环唑、苯醚甲环唑、咪鲜胺、氟环唑、甲基硫菌灵、氰烯菌酯、蜡质芽孢杆菌、井冈霉素、丙硫菌唑、氟唑菌酰羟胺、丙唑·戊唑醇、丙硫·戊唑醇、氰烯·戊唑醇等。同时，结合小麦中后期和长势可选用免疫诱抗剂、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等促进灌浆成熟，防止早衰。

防止干热风：叶面喷施高含量磷酸二氢钾是防御小麦干热风的手段，没有之一。

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分别于3月16日与31日在三亚、长沙挂牌，推动提升我国粮食科技创新和盐碱地生态修复能力，为我国突破“藏粮于地”空间、拓展“藏粮于技”储备开辟新路径。

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是中国农业领域首批启动建设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之一，致力于培育应用一批耐盐碱水稻品种及其配套关键技术。该中心在地域上覆盖全国所有典型盐碱地生态区，研究领域涵盖种质资源、生物技术、遗传育种、作物栽培、土壤肥料、农业生态、农业信息和农业机械等学科方向，目标是到2030年培育出适合不同盐碱地生态区种植的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水稻新品种10-15个，在全国推广面积达1亿亩，亩产达到300公斤以上。

据了解，该中心由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牵头，联合海南大学、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有限公司、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广东海洋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新疆农业科学院、湖南大学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建。

耕地保护问题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屡次被国家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系统整理了近些年来我国耕地保护主要政策，供大家参考｡

北方农牧交错区

主要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花生产区。

1.施肥原则

（1）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增施有机肥，控制氮肥用量，适当增加磷钾肥用量，提倡配合施用花生根瘤菌剂。

（2）基肥为主，追肥为辅。基肥氮磷钾均衡施用，采用地膜覆盖栽培总施肥量提高10%—20%。追肥以氮钾肥为主，提倡水肥一体化追肥。

（3）补充中微量元素肥料。根据土壤性质科学施用钙肥，酸性土壤钙肥可以选用钙镁磷肥做基肥，中性和碱性土壤选用过磷酸钙做基肥，也可以在开花下针期以后采用水溶性钙肥叶面喷施。钼、硼等微量元素肥料可采取拌种或与根瘤菌剂混合拌种方式，提高接瘤效率，但要注意微量元素间拮抗作用。

2.施肥建议

（1）推荐配方。基肥13-15-17、13-18-14、12-14-14或相近配方；追肥25-0-5或相近配方。

（2）基肥。产量水平150-20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30-35公斤/亩；产量水平200-30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35-40公斤/亩；产量水平300-40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40-45公斤/亩。提倡秸秆还田和增施有机肥，施堆（沤）肥1-1.5吨/亩，遭受洪涝灾害地块建议增施商品有机肥200-300公斤/亩。实行秸秆还田或增施有机肥地块，可减少基肥用量5公斤/亩，或减少钾肥（K₂O）3-5公斤/亩。

（3）追肥。在开花后下针期前，结合中耕培土作业，每亩追施氮肥（N）2.5-3.5公斤。

（4）叶面追肥。于开花下针期之后，采用1%的尿素水溶液、0.5%的磷酸二氢钾水溶液进行2-3次叶面追肥，沙质或石灰性缺铁土壤可以喷施0.2%硫酸亚铁溶液，每亩每次20-25公斤，每次间隔5-7天。

（5）种肥。在肥力较低的地块建议施种肥，可以施用磷酸二铵5公斤/亩。

黄淮海区

主要包括河南省、山东省、江苏省和安徽省淮北地区、河北省南部等花生产区，花生种植方式主要有春花生、麦套花生、夏直播花生。

1.施肥原则

（1）春花生要注意土地用养结合，麦套花生要统筹小麦-花生周年施肥，夏直播花生要深翻，减少秸秆对花生生长发育的影响。施用有机肥、商品有机肥、微生物肥、土壤调理剂，减轻土壤连作障碍。

（2）补充钙、硼、钼等中微量营养元素。酸性土壤钙肥可以选用钙镁磷肥，中性和碱性土壤选用过磷酸钙，也可以采用水溶性钙肥叶面喷施。钼、硼等微量元素可采取拌种或与根瘤菌剂混合拌种方式，提高接瘤效率。

（3）麦后夏播花生，可在花生开花下针期和结荚期分别追施氮肥。

2.施肥建议

（1）推荐配方。氮磷钾配方为20-15-10、13-15-17、10-13-13或相近配方。

（2）基肥。结合播前整地施用。

春播花生：产量水平400公斤/亩以下，推荐施用量为35-45公斤/亩；产量水平400-550公斤/亩，推荐施用量为45-55公斤/亩；产量水平550公斤/亩以上，推荐施用量为55-65公斤/亩。可配合施用石膏（碱性土壤）或生石灰（酸性土壤）30-40公斤/亩，腐熟有机肥1-2吨/亩。受洪涝灾害影响地块建议增施生物炭基有机肥200-300公斤/亩。施用有机肥或秸秆还田地块，可减少配方肥用量5公斤/亩，或减少钾肥（K₂O）3-5公斤/亩。

麦套花生：产量水平350公斤/亩以下，推荐施用量为40-50公斤/亩；产量水平350-500公斤/亩，推荐施用量为45-50公斤/亩；产量水平500公斤/亩以上，推荐施用量为50-55公斤/亩。

夏直播花生：产量水平300公斤/亩以下，推荐施用量为30-35公斤/亩；产量水平300-450公斤/亩，推荐施用量为40-45公斤/亩；产量水平450公斤/亩以上，推荐施用量为50-55公斤/亩。施用有机肥和秸秆还田地块，可减少配方肥用量5公斤/亩，或减少钾肥（K₂O）3-5公斤/亩。.

（3）追肥。根据花生长势，开花下针期土壤追施尿素5-6公斤/亩；花针期叶面喷施硼锌钼等微量元素肥料，结荚期叶面喷施锌锰铁铜等微量元素肥料，饱果期叶面喷施钙、锌等中微量元素肥料。

长江中下游区

主要包括湖北省、湖南省等花生产区。

1. 施肥原则

（1）适当减施氮肥。为充分发挥花生共生固氮作用，提倡接种根瘤菌剂。出苗后不追施氮肥或复混肥，以免徒长。

（2）适量施用磷、钾肥。酸性红壤土建议施用钙镁磷肥。钾肥宜用硫酸钾。

（3）增施钙、锌、硼、钼、硫肥。施用熟石灰既可补钙，又能降酸。硫酸锌可以同时补充锌、硫肥。钼肥可采取拌种或与根瘤菌剂混合拌种方式，提高接瘤效率。硼肥基施或花期叶面喷施。

（4）增施有机肥。有机肥须腐熟，不提倡在花生当季施用，以免造成生育中后期徒长，最好在前季作物上施用，至少在冬前施入。

2.施肥建议

（1）推荐配方。花生基肥推荐15-15-15、13-15-17、12-14-14或相近配方。

（2）基肥。产量水平150-200公斤/亩，配方肥30-35公斤，钙镁磷肥50公斤，熟石灰30-40公斤，硼肥0.5公斤拌入磷肥或石灰中撒施，或0.1公斤始花期叶面喷施，锌肥用0.3%硫酸锌水溶液浸种3小时，或0.5公斤拌入磷肥或石灰中撒施；产量水平200-300公斤/亩，配方肥35-40公斤，钙镁磷肥50公斤，熟石灰40-50公斤，硼、锌肥同上；产量水平300-400公斤/亩，配方肥40-45公斤，钙镁磷肥50公斤，熟石灰50-60公斤，硼、锌肥同上。施用堆（沤）肥或农家肥1-2吨/亩，或商品有机肥200-300公斤/亩。施用有机肥地块，可减少配方肥用量5公斤/亩，或减少钾肥（K₂O）3-5公斤/亩。

（3）追肥。下针期在叶面无水时，每亩用熟石灰、钙镁磷肥、草木灰各15公斤，混匀后形成“黑白粉”撒施，壮籽效果好。此外，建议后期叶面喷施0.3%磷酸二氢钾水溶液。

南方丘陵区

包括四川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区、江西省、贵州省、云南省等花生产区。

1. 施肥原则

（1）增施有机肥，控制氮肥和磷肥用量、适当增加钾肥用量，提倡配合施用花生根瘤菌剂。

（2）基肥为主、追肥为辅，基肥氮磷钾均衡施用，追肥以氮钾肥为主。提倡一次性全层基肥施用。

（3）补充钙肥、硼肥、钼肥。酸性土壤钙肥可以选用钙镁磷肥做基肥，中性和碱性土壤选用过磷酸钙。钙肥可以在开花期追施，避免与其它化肥产生不良反应。钼、硼等微量元素可采取拌种或与根瘤菌剂混合拌种方式，提高接瘤效率。

2.施肥建议

（1）推荐配方。基肥14-12-17、15-15-15、13-10-17、10-13-13或相近配方；追肥用19-6-26、10-6-15、25-5-5或相近配方。

（2）基肥。产量水平150-200公斤/亩，基施生物有机肥或商品有机肥100-20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30-35公斤/亩；产量水平200-300公斤/亩，基施有机肥200-30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35-40公斤/亩；产量水平300-400公斤/亩，基施有机肥400-50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40-45公斤/亩。提倡各种肥料在整地时作一次性全层基肥施用，以后不再追肥。

春季花生覆膜种植，在旋耕整地前撒施生物有机肥或商品有机肥或农家肥300-500公斤/亩、石灰30-50公斤/亩、复合肥30-35公斤/亩作基肥。如不施用有机肥料，则施用复合肥40-45公斤/亩和钙镁磷肥30-50公斤/亩作基肥；如不覆膜种植，可适当减少基肥用量。实行秸秆还田地块，可减少钾肥（K₂O）用量3-5公斤/亩。

（3）追肥。在花生开花下针期结合中耕追施尿素5-6公斤/亩、或氮钾复合肥5-10公斤/亩。

来源：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业农村部科学施肥专家指导组

低碳发展已经是久说仍热的话题了，随之应运而生“碳中和”也成为了国民热搜，那么所谓碳中和到底是指什么呢？作为国民经济中唯一创造碳汇的部门，农业对固碳减排工作有怎样的贡献？兼顾农业现代化和低碳发展的难点在哪？如何建立农业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带着这些问题，小编将结合专家的表述给大家分享一下对于“双碳”目标下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碳中和的概念是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这是一种新型环保形式，被越来越多的大型活动和会议采用，推动了绿色的生活、生产，实现全社会绿色发展。

当然农业与这个理念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是有迹可循的，“十四五”时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农业进入低碳发展的新阶段。《“十四五”全国绿色农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农业绿色发展全面推进，减排固碳能力明显增强，主要农产品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大幅降低，农业减排固碳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不断增强，农业用能效率有效提升。

01 农业固碳减排潜力巨大

能源和工业是我国碳排放主要来源，实现“双碳”目标主要途径是通过改进工业部门技术以及逐步使用光伏、风力、水力等零碳能源替代碳基能源来提高能效、降低能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与此同时，农业对我国“双碳”目标实现也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农业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固碳和减排两方面。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十四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将“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列为“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任务之一。这说明，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对实现“双碳”目标的作用和意义被提升到新高度。

从原理来看，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可以通过植物光合作用存储二氧化碳，植物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后，并不能完全存储下来，有一部分会随着植物和土壤的呼吸释放出来，植物死亡等情况也会释放一部分碳，剩余存储的二氧化碳被称为碳汇。2021年到2060年，我国生态系统仍处在新增碳储量显著多于碳排放量阶段，保护修复森林、草原、湿地等资源，可以增加碳汇，为实现“双碳”目标作出贡献。

此外，农业用地也是人工生态系统。其中，水田是人工湿地，旱田是人工绿地，果园是人工林地。因此，应以农地为抓手降低农业生产能耗，减少碳排放。同时，采用秸秆和畜禽粪便还田，茶园、果园生草覆盖等措施提高土壤固碳量；发展有机农业，促进农田由“碳源”向“碳汇”型生态系统转变。

减排方面，我国农业领域承担着重要的减排责任。一方面，推动农业低碳发展应在保障粮食安全、食物安全的前提下，推进施肥用药减量化和畜禽粪污、秸秆资源化，促进农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在拓宽城乡非农就业和增收渠道的前提下，降低农民增收对农产品附加价值的依赖性，降低农产品加工能耗、运输能耗和储存能耗。

以发展农产品低碳运输体系为例，在完善联运网络和健全农产品冷链物流基础上，通过优化运输线路，改良运输方式和方案等措施降低食物流通环节的碳排放。此外，鼓励绿色消费。建议消费者尽可能增加鲜活农产品的消费比重，减少冷储能耗造成的碳排放，坚决杜绝餐饮浪费行为。

02 统筹兼顾应对多方面挑战

相较其他产业，农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鲜明的产业内生特征，很有必要单独加以研究。首先，农业自身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气候变化会给农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其次，农业是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源，也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农业生产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全国总量20%左右，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13%左右。最后，农业是唯一创造碳汇的领域。2013年我国农业总碳汇约1.58亿吨，之后逐年小幅下降，2020年农业总碳汇约为1.57亿吨。

近些年，我国有效推动“一控两减三基本”等农业生产政策执行，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和农业水环境污染，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对畜禽的粪便、农膜、农作物秸秆进行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2015年至2019年，种植业化肥、农药、薄膜、农用柴油使用量降幅分别为10%、22%、7.5%和12%，农业低碳化和绿色发展取得一定成效。但相较发达国家，我国推动农业低碳发展需要统筹兼顾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等战略目标，难度更大。农业碳达峰碳中和要嵌入到全国“双碳”总体规划和框架之内，需要与相关部门行业保持协同。总体来看，我国实现农业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系统性、持久性工作，目前需要应对以下五方面挑战。

一是向低碳农业转型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去年，我国化肥、农药年用量均为世界第一，三大粮食作物的化肥利用率为40.2%，与发达国家60%以上的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向低碳农业转型，意味着要大幅度降低化肥、农药和动力机械等传统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然而注入新要素、新技术和新耕作制度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这个过程会不可避免造成农产品供给波动。

当今世界经济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统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与两个市场的不确定性升级，加上近段时间极端天气频发，冲击农作物产量。农业低碳发展必须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稳妥推进，受约束较大。

二是农业结构调整压缩了农业减排固碳空间。我国来自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的碳排放，大约分别占到农业总碳排放30%、50%和20%。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公众对肉蛋奶等畜产品的需求会持续增长，畜牧业和渔业碳排放也将保持持续增长趋势。此外，2018年，农业能源消耗碳排放占农业总碳排放达27.18%，能源超过化肥成为农业第一大排放源。随着农业现代化发展，土地集约化、机械化水平将不断提高，三产融合速度加快，农业生产、加工、储存和消费等环节产生的能源消耗碳排放可能大幅增加。

三是发展低碳农业的技术储备不足。2020年，全国节水灌溉面积占耕地总面积29.8%，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应用面积19.3亿亩次，绿色防控面积超过8亿亩，缓释肥、水溶肥等新型肥料推广应用面积达到2.45亿亩次，有机肥施用面积超过5.5亿亩次。减排固碳新技术、新产品整体推广速度较快，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

同时，受农业空间异质性影响，低碳技术对生产减排的效果还有待验证，技术投入的成本收益还有待研究。总体来看，推动我国农业深度脱碳涉及的环节构成复杂，技术种类繁多，技术集成困难，系统性的技术创新缺失。以沼气、秸秆还田等减排固碳技术为例，虽然这类技术有利于减排，但不能为农业经营主体创造收益，当前，政府主要通过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调动经营主体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缺乏长效激励机制。

四是农户分散化经营增加了农业低碳转型难度。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分散化经营是现阶段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小农户的生产行为不确定性高，应对各类风险能力差，对低碳生产方式认识不足，缺乏积极性。小农户分散经营还带来碳排放分散，增加了检测、评估和处理成本，导致政府监管干预效率不高。此外，碳交易是以市场化手段推动低碳生产的重要举措，但小农户很难作为有效主体参与碳交易市场。

五是农业碳排放测算和监测缺乏基础数据支撑。建立农业碳排放观测网络和监测中心，编制规范的数据标准，加强长期核算，是农业碳排放评估和决策的基础性工作。由于农业碳排放量大且分散，投入产出品种多且波动大，导致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碳排放估算参数不确定且难以计算，碳排放转换系数没有明确标准，估算农业碳达峰时间节点、制定碳中和政策缺乏可靠依据。

03 激发低碳农业内生发展动力

当前，我国低碳农业发展缓慢，其产品难以在市场上实现优质优价。主要原因在于低碳农业兼具“私人品”和“公共品”的双重特征。前者主要是指低碳农业所提供的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食物、原材料，其价值可以由市场出清时的价格来反映。后者主要是指低碳农业所提供的多功能性服务，如减排增汇以及增强农业自身应对气候的韧性等。

然而，传统产品市场出清时传递的价格信号，无法完全表达低碳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价值，进而难以形成对低碳农业发展有效的激励。从长远来看，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立和完善低碳农业价值实现机制，激发农业经营主体及消费者支持农业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成为促进低碳农业发展迈向新台阶的关键所在。

有序推进农业纳入碳市场。成熟的碳市场能够充分反映边际减排成本和外部成本，依靠碳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有助于弥补低碳农产品在传统产品市场上收益的不足，激励农业经营主体开展低碳农业生产。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碳市场还能发挥生态扶贫的作用，对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碳市场能够释放价格信号，从而有助于引导农业经营主体和消费者形成低碳生产和绿色消费的意识。从现实来看，我国碳市场主要分为配额市场与抵消市场。受到规则限制，目前农业参与碳交易主要依赖于生物质、沼气等项目进入抵消市场，总体上发展缓慢，且存在交易产品种类少、交易数量少、成交价偏低、控排企业重视程度不高等问题。未来，需进一步完善农业碳交易项目方法学，健全农业碳排放和碳汇的计量、监测体系，在此基础上，推动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农业碳交易机制。

积极打造低碳农业品牌。低碳农产品是一种典型的“信任品”，消费者很难获知该产品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贡献大小。这种信息不对称容易引发“劣币驱逐良币”，导致低碳农产品被传统农产品挤出市场。

因此，建议打造低碳品牌为农产品赋能，通过品牌溢价提升低碳农产品的市场收益。具体做法上，可基于消费者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情感诉求来打造独立品牌，助力农产品在市场细分领域获得溢价收益；也可将低碳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应对气候变化服务功能与地方民俗风情相融合，打造区域品牌，广泛带动当地小农户衔接低碳农业，分享低碳发展红利。

试点示范农产品碳标签。低碳发展，既是永续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居民消费层次逐渐由温饱型向福祉型转变，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和“碳中和”愿景深入人心，为低碳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共识。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标签的形式告知消费者农产品的碳信息，引导人们将对低碳发展的需要转化为对低碳农产品的消费需求，提高消费者对低碳农产品适当高价的接受程度，不失为推动低碳农产品的价格与价值相匹配的可行路径。故而，建议加快农产品碳标签方法学研究，构建碳标签标准体系，逐步推动低碳农产品碳标签实践。

繁荣碳文化发展农旅融合。按照“宜融则融，能融尽融”原则，将崇尚低碳发展、开展低碳实践的碳文化融入到农业景观观光、家庭农场体验、农业庄园度假、乡土民俗风情旅游、农业研学等新业态之中，进而通过出售门票、纪念品、农产品等方式，帮助低碳农业经营主体迂回地获得溢价回报。同时，发挥碳文化赋能作用，提升农旅融合产业的文化软实力和持续竞争力，进一步推动低碳农业价值实现良性循环。

摘要: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举措。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空间为手段,构建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数字治理,能够提高乡村数字化治理能力,推动乡村治理转型。数字空间的乡村治理运作改变了乡村治理的内容和形式,突出体现为完善村民协商自治、促进治理权力多元化、构建村民集体身份认同。同时,数字乡村建设运用数字信息技术,重构传统乡村治理,促使乡村治理主体增能、治理方式创新和治理共同体再造。数字治理以治理信息化为基础,提高了乡村治理效能,但也会产生数字负担，增加治理成本。因此,数字治理要合理运用数字评价系统,以改善村民生产和生活为目标,提升村民“数字素养”,不断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一、问题的提出

建设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数字乡村”概念;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把数字乡村作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并提出“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2019年12月颁布的《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也将“建设乡村数字治理体系”列为“推进管理服务数字化转型”的五大任务之一。随着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运用,数字乡村已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纲要》指出要“着力发挥信息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支撑作用,构建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并提出“把数字乡村摆在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位置”,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提升乡村治理信息化水平,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可以说,数字乡村建设着重于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增强农村的数字化发展能力,以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为手段,提高乡村数字化治理能力,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和转型。

当前,学界关于数字乡村背景下推进乡村治理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数字乡村治理内涵的研究。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信息技术重构乡村治理要素,增强乡村治理能力,改变乡村治理过程、治理内容、治理方式等,优化乡村治理体系；另一方面,数字治理能够弥补以往乡村治理缺陷,顺应数字时代发展趋势,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二是关于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系研究。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表现为多元主体共治、治理决策智能、治理基础和治理环境改善,以此改变乡村治理结构,扩充乡村治理主体,创新乡村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同时,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数字化治理手段,推动治理主体、治理要素、治理结构的协调整合,进而有效提高乡村治理效能。三是关于数字乡村治理的特征研究。数字乡村治理不仅具有弹性再造治理空间、灵活设置治理机制、协同参与治理流程的特征,而且拥有数字化的内在韧性治理发展趋向。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多关注数字乡村治理的内涵、特征和形式,但对数字乡村治理推进乡村治理转型的运行机制和治理逻辑,以及数字治理对乡村治理的多重影响关注较少。“作为一种社会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构建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数字化的虚拟空间逐渐崛起,并推动乡村治理内容和形式发生新的变化。因此,本文聚焦于数字乡村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转型,沿着“数字乡村-数字空间-数字治理”的分析路径,研究“数字空间”在乡村治理中的运作,分析数字乡村重构乡村治理的内容和形式,并基于此提出新时代数字乡村的治理模式,最后探讨数字治理作为乡村治理模式的双重效应,以期对原有数字乡村研究做出补充。

二、数字空间的乡村治理运作

数字技术凸显数字空间的实效性。数字空间成为人们生活、生产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手段,使得个体能够突破时空分离,从而改变个体的行动特征和群体的联结方式,优化社会运作机制。数字空间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乡村治理运作分别体现在促进村民协商自治高效开展、推动乡村治理权力的多元化发展、构建村民新的集体身份认同。

(一)数字空间与村民协商自治

随着农村劳动力外流的加剧,乡村治理面临村民参与程度低的实践困境。村庄内红白喜事、民俗文化活动等,能够促进村民之间的合作和联结。但这类集体活动随村庄人口减少也在减少,乡村治理空间相应被挤压。同时,空心化村庄中留守群体对村庄公共事务关注度低,导致乡村治理效能低下。村民自治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通过村民自治能够选举代表村民利益和诉求的“当家人”。然而,随着劳动力外流,村民参与村庄自治的积极性越来越低,村庄在选举中出现参选率和投票率较低的现象严重影响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实际运行。

数字空间将多元治理主体重新汇聚在同一治理空间中,村庄公共事务和议题被发布于数字空间,分散在各地的村民可以针对村庄公共事务和议题进行协商自治和公共决策,从广度和深度上增强村民自治的民主性。数字空间所形成的虚拟公共空间突破了现实空间的阻隔,为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议事协商提供平台。数字空间中不同主体的话语权能够充分表达,从而有效推动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和自我服务。

当前,农村年轻人多在外地务工,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村庄才“人气旺”,平时村庄公共事务很难接收到村民的意见反馈,乡村治理的自下而上机制并不畅通。为此,通过创建乡村QQ群、微信群等“微平台”,使外出人员能够及时了解村庄发展变化,并为村庄发展建言献策,增强村民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微平台”有利于提升乡村治理的集体行动意识,拓展数字空间的公共性。目前,农村建有党员微信群、外出人员微信群等不同类别“微平台”,使在外村民能够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和集体行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微信群的主要议题是“工作和工资”,党员服务群的主要议题是“矛盾调解、例行开会”,村民微信群主要议题则是“娱乐和村庄发展”。

(二)数字空间与治理权力多元化

在以往乡村治理中,治理主体既有正式治理权威,也有非正式治理权威。乡村治理主体通常是熟悉地方性知识的村庄精英,他们拥有村庄的治理权威。数字空间作为乡村新型治理空间,其特征不同于现实中的治理权威和权力结构,它具有分散化、匿名化和符号化特征,所以导致治理空间的权力结构产生变化。一方面,数字空间的各个主体的自由度较高,不受空间位置的影响,每个网络主体都有对公共事务和议题发表言论的自由。数字空间权力和权威中心的标志是其他网络主体的认可,而这一前提是依靠数字空间中的言论观点成为数字空间的意见领袖。因此,数字空间的交往互动方式不受现实治理空间的控制,往往更在乎言论的合理性、正确性和逻辑性,所以现实治理中的权力和权威对数字空间的影响较少。另一方面,数字空间能够带来不同的话语资源,通过村民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形成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发展路径。数字空间使得村庄公共信息传播更为分散,公共决策主体更加多元,政策实施由村民协商自治决定。乡村治理主体受年龄、知识结构、数字技术等影响,其在数字空间往往并不是处于中心位置。与此相反,有些在现实生活中沉默寡言的村民,却在虚拟数字空间中处于中心位置,成为数字空间的意见领袖,主导数字空间的公共事务和议题走向。因此,数字空间的存在,使得治理权力和权威发生改变,从而影响乡村治理权力的运作。此外,数字空间是村民普遍参与的信息交流和交往联络的社会空间，在数字空间中,通过QQ、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以电子布告栏、电子信箱、博客等形式,村民可以在虚拟网络中进行跨地域沟通和交流，客观上加强了村民居住地和乡村住所地之间的信息互通,提高居住地和住所地之间的治理效率,实现村民信息的互通共享,防止出现“两不管”的双重治理模糊地带。

(三)数字空间与集体身份认同构建

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网络空间中群体是以社会认同为中心而集结形成。数字空间作为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延伸,村民在数字空间中消除疏离感与陌生感,使村民逐步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领域”。数字乡村通过运用数字空间,一方面提高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使村民足不出户就能够了解村庄各类公共事务。外出务工的村民虽然远离村庄空间,也能知晓村庄发展的动态。另一方面数字空间强化了村民身份认同,尤其是外出务工人员的自我认同,通过将分散各地的村民集聚其中,再造了村民的集体认同,同时增强了外出务工人员的凝聚力和集体感。数字空间作为弥补传统公共空间萎缩的重要平台,承载了传统公共空间的社会交往功能,能够重振乡村治理的活力。

农村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龄化,使得村民对原有村庄的认同感减弱,村庄公共性逐步流失。首先,村民外出务工进入城市,久而久之,他们对乡村社会认同感慢慢降低,尤以年轻的外出务工者最为显著。长期在外打工的青年村民,他们向往城市生活,但由于多重原因形成“融不进、回不来”的身份认同困境，通过数字空间的互动,能够增强其地域共同体意识,强化对于其所属村庄的身份认同。其次,数字空间能够唤醒乡村社会记忆。乡村社会记忆具有情感性,它是村民共同的情感记忆和文化基础。数字空间通过微信群图片、朋友圈等形式,唤醒村民对于集体或儿时乡村生活的记忆。村庄集体记忆是乡村代际传承、乡村秩序建构、激发村民对乡村的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塑造村民乡村认同的重要力量。乡村社会记忆的唤醒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村民身份认同,强化离散化的村民对家乡的认同感。最后,治理主体通过数字空间将在外居住的村民联结起来,使村民外在资源信息能够在数字空间进行汇聚和交换,并依托乡土情感进行公共交往,扩充和整合村庄的外在治理资源。总之，村民在数字空间的持续互动,能够增进其相互之间的公共交往,促使原子化的村民参与集体行动和公共事务,强化村民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数字乡村的治理逻辑

乡村治理研究主要关注“谁在治理”的治理主体、围绕“如何治理”的治理方式以及聚焦“治理怎么样”的治理共同体的三个维度。数字乡村以其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特点形塑着乡村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共同体。数字乡村通过数字空间的运用,改变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共同体,从而推进乡村治理转型。

(一)数字乡村与治理主体增能

当前,人口外流意味着传统村庄共同体的作用减弱。传统乡村社会是实体治理关系,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是面对面的互动。然而,人口流动使得这种实体治理关系缺少正常运行的条件,导致乡村治理面临“治理对象缺场”困境。作为新型治理空间,数字空间推动治理关系由实体关系向虚拟关系转变,将远距离的不同空间主体拉近到同一虚拟治理空间,赋予治理主体跨越时空的治理能力。

数字乡村使得治理主体能够通过数字空间的联结纽带进行“远程办公”,避免出现由于治理对象的“不在场”而造成无效治理的困境。数字乡村的治理主体增能,主要是应对村庄空心化的结构困境,通过数字空间的运用,治理主体能够对“不在场”的治理对象实施“线上”治理,进而增强数字乡村的治理能力。第一,数字乡村通过构建虚拟治理空间,充分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第二,数字乡村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治理网络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共享、业务协同、部门联动、上下贯通,整合各类信息,构建共享信息数据库,加快互联网与乡村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第三,数字乡村充分发挥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在引导村民互动互助、参加村庄活动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创新乡村治理形式。数字乡村的虚拟治理空间目标主要是以先进的乡村管理和服务理念、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打造“资源数字化、应用网络化、流程规范化”的智慧化乡村管理和服务体系。数字乡村的虚拟治理空间提高了乡村管理和服务工作效率,使信息资源开发不断满足管理村庄、服务村民的需求。

(二)数字乡村与治理方式创新

传统乡村社会作为一个封闭性共同体,村民外出流动的频率较小。随着改革开放后城乡流动的加速,村庄边界逐渐由封闭向开放转变,村民的流动性增强,并在流动过程中不断改变社会交往。当前,农村社会结构由“熟人社会”转向“半熟人社会”,农村的传统联结纽带逐步减少,农民之间的交往关系减弱。农村流动人口主要是在城市务工,而且以青年人居多。村庄发展缺少主体力量,导致乡村社会的衰落。农村人口的外流使村庄呈现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龄化的困境。乡村治理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不在场”的治理。缺少治理对象参与,表现为“人户分离”,即村民户籍仍然在村,但工作生活在城市，国家权力也难以下沉,导致乡村治理的低效和悬浮。治理主体中“身体缺场”,使“缺场交往”逐步取代“在场交往”。

数字乡村的治理基础是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治理主体通过数字空间对远离在居住地的流动人口进行有效治理。数字乡村的治理平台不仅包括数字信息平台,还拥有信息化的数字信息系统。例如,数字乡村通过数字信息系统,自动拨通村民电话,传送村庄各种活动信息。自动拨通电话系统能够提高宣传效率,节约治理主体的时间精力。

(三)数字乡村与治理共同体再造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应该是“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紧密联系、排他的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乡村社会的传统共同体包括地域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等。传统村落是熟人社会的共同体,表现在相似的价值观、利益观和人际圈,并且是基于“伦理”和“人情”的农村社会结构。而当前村庄人口外流所导致的村民经济利益上的分化和心理上“陌生人化”的趋势,打破了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基础,并逐渐形成“关起门过日子”的普遍心态。

数字乡村共同体不同于传统封闭的共同体,它是兼具开放和流动的治理共同体。数字乡村的治理共同体再造的基础是重建联结纽带,治理共同体在联结纽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并特色鲜明。作为新型治理共同体再造的重要联结纽带,数字空间跨越地域空间的阻隔,将分散和“不在场”的治理对象组织动员起来,有利于改善治理关系。在数字空间中各个主体间的沟通主要是依靠网络节点进行,其联结方式不是传统“面对面”的交往和联系,而是依靠数字信息的沟通。数字空间作为自由话语的空间,促使村民“共同在场”和“公共交往”。村民可以不受实体空间的限制,通过数字空间“在场”参与乡村治理,重建治理共同体,促进数字空间中的各个行为主体形成持续互动和共同行动。简言之,作为数字乡村的联结纽带,数字空间是再造村庄新型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四、数字治理的内涵特征及其正负效应

(一)数字治理的内涵特征

顾名思义,数字治理是指以数字信息技术为手段的治理行为。然而,数字治理中的数字信息技术不仅仅是治理手段,更是一种治理效果的体现。一方面,乡村治理运用数字信息技术提高治理效能;另一方面,数字信息技术帮助乡村治理升级,打造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乡村治理体系。数字乡村的数字治理是通过数字空间的治理运作,构建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数字技术组织体系,以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数字治理作为新时代乡村社会的重要治理模式,不仅表现为治理方式的数字信息技术运用,而且体现在治理过程中村民“数字素养”的提升。换言之,数字治理是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实现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和集体活动的数字治理行为。

数字治理不同于传统治理模式,治理主体通过数字空间的联结纽带,将治理行为从“线下”转为“线上”,实现不同地理空间跨越的“线上治理”。治理主体凭借数字信息技术,能够跨越地理空间阻隔实施精细化、精准化的治理。这里的数字信息技术不但有常用的微博、微信、QQ等网络媒体,而且还有网格化人工巡查网络,借助视频监控、大数据分析等数字信息化手段,及时获取和处理村民的各项事务,以应对乡村治理中的各种问题,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治理。

此外,数字治理不仅强调乡村治理中的数字信息技术运用,还突出治理对象“数字素养”的提升。在数字乡村建设中,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村民“数字素养”不断得到提升，有利于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和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村民“数字素养”的提升主要体现在村民生活向度和乡村治理向度：一方面村民运用数字信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改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村民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参与乡村治理,在数字空间中建言献策,畅通乡村治理的自下而上沟通渠道。简言之,数字治理将传统治理手段与数字信息技术相结合,缓解了治理对象流动性强的难题，提升了村民“数字素养”,增强了乡村治理能力。

(二)数字治理的正负效应

数字治理依赖于数字信息技术,但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存在数字治理的双重效应：一方面数字治理可以提高乡村治理效率,便于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另一方面,数字治理也造成乡村治理任务倍增,导致乡村治理压力加大。

1.数字治理信息化与有效治理。数字治理信息化是推动数字乡村的重要措施,治理信息化不仅能够整合公共资源,而且可以为村民提供及时有效的便捷公共服务,进而提高乡村治理效能。治理信息化的前提是完善的治理数据库。完善的治理数据库有利于村民的差异化和个性化需求发展,优化了治理资源,进而提高乡村治理效率。数字乡村运用数字空间,建立真实与虚拟相结合的治理单元,不断完善“线上乡村”的各项功能,使得“线上乡村”整体涵盖社保、医疗、教育、人口管理等多元化服务,提高回应村民诉求的速度和效率,提升服务的精细化与精准化水平。目前,数字乡村采取信息化的主要措施是推进互联网信息技术融入乡村治理,促进互联网技术与乡村治理深度契合,提高乡村治理效能。乡村治理主体通过治理信息化,提高治理与服务效率,促使治理与服务活动更加精细化、专业化。治理信息化作为数字治理的重要形式,它有利于增强乡村治理能力,推动乡村治理转型。例如,数字乡村建设中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在便民服务中心设立“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工作台,工作台包含公众号的内容和功能介绍、操作步骤，并有村干部进行引导和帮助。上级部门在后台能够及时准确地看到每个村民注册、运用公众号的人数。服务公众号作为便民服务措施,方便了村民办理相关事务。

2.数字治理负担与治理限度。默顿认为一项技术的运用,不但要考虑其正功能,还要考虑其负作用,而且还要关注技术运用的潜功能。同样,数字治理具有标准化、规范化的治理特征,迎合了科层制官僚人员的喜好,在基层治理中广泛推广和运用,方便上级政府对基层治理的监控和检查。但数字治理所代表的技术治理和治理硬度,导致治理主体过分依赖数字表面和技术手段,并在治理过程中注重量化考核和专项治理,进而产生基层治理的悬浮化。一方面,数字治理使得基层为想方设法达到上级政府的数字要求而采取各项非常规治理行为,导致治理目标发生异化。同时,治理目标的数字要求,通过“层层加码”,使得基层的治理任务和治理压力剧增;另一方面,虽然数字治理能够适应目前治理新形势的变化,如对流动人口的有效追踪和管理等,但数字治理过密化的技术发展增加了治理成本,而且影响了治理效能的边际优化。此外,数字治理缺乏传统“面对面”治理的情感温度,使治理过程中情感距离加大,不利于治理的情感沟通和新型治理共同体再造。

五、结 语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要合理运用数字评价系统,发挥数字信息技术的积极作用,使数字信息技术成为提高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同时,要重视以数字治理为代表的技术治理趋向,努力将数字治理与乡村振兴相结合,推动数字治理背后的乡村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的推进程度并不能完全依靠数字来体现。当前,乡村振兴主要在于推动农村的内涵式发展,因此评估一个地区的农村发展状况时,不仅应关注农村发展的各项数字,而且也更关注这些数字之外的内涵建设。例如,农村人居环境、村庄生态环境、村庄乡风文明等。数字治理不仅要看数字表面的“光鲜亮丽”,更要看到数字背后的“真实成绩”,使得数字真正反映发展的真实性。总之,数字乡村的数字治理不仅仅只是提高乡村数字化治理水平,更是要切实改善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提升村民“数字素养”,进一步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本文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参考文献略，图片来源于网络，图片与文字版权属于原作者所有，如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后台联络授权或议定合作，我们会按照版权法规定第一时间为您妥善处理。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已于2022年3月1日施行。3月30日，种子法实施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指出，新修改的种子法首次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全方位扩大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大幅度提高侵权损害赔偿标准，进一步健全了激励种业原始创新的法律制度，对推进种业振兴具有标志性意义。

为什么要修改种子法？

“我国修改种子法提升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水平，是国家基于对全球种业发展趋势、国内种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局势而做出的科学判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菊丹表示，我国种子产业经二十余年发展，进入了升级转型的关键发展时期，为解决育种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侵权现象较多等种业发展痛点，我国对种子法作出了相应修改。

种子法颁布于2000年，分别于2004年、2013年、2015年与2021年进行了四次修改。2021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把修改种子法列为重点任务，强调要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行政等多种手段，解决影响我国种业发展的假冒伪劣、套牌侵权等突出问题。

“本次修改是2015年修改的延续，重点集中在提升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也加强了我国特色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李菊丹认为，本次修改，提升了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的位阶，强化了我国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力度，基本与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最高水平持平。

首次建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是什么？

修改后的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第九十条提出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明确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定义，规定了实质性派生品种以商业为目的利用时，应当征得原始品种的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的同意。

“实质性派生品种就是对原始品种进行简单修饰后育成的衍生品种。”李菊丹介绍，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是一项旨在防止“生物剽窃”、激励育种原始创新、种质资源开发者与种质资源后续利用者和生物技术发明者商业利用的利益分享机制。

目前，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78个成员中，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巴西等69个成员已经建立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在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扩大保护范围和保护环节等方面积累了成熟的经验做法。

“我国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是希望通过对利用种质资源创制的‘原始品种’提供强化保护，以激励育种者加强对种质资源的收集整理、精准鉴定评价以及进一步开发利用，最终达到保障种业创新之源的根本目的。”李菊丹说。

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扩大了多少？

修改后的种子法第二十八条扩大了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及保护环节，将保护范围由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延伸到收获材料，将保护环节由生产、繁殖、销售扩展到生产、繁殖和为繁殖而进行处理、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出口以及为实施上述行为的储存。

“种子法修订前，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仅限于受保护品种的繁殖材料，权利控制环节主要是繁殖材料的生产和销售环节。”李菊丹表示，由于品种权所保护的植物新品种是一种有生命的发明，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自我繁殖，一旦其进入市场，其他人可以在品种权人未授权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种植销售。“新种子法让品种权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收获材料的生产流通环节主张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品种权人维权难和举证难问题。”

另外，新种子法完善了侵权处罚赔偿和行政处罚制度。将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倍数上限由三倍提高到五倍；将法定赔偿额的上限由3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对生产经营假、劣种子行为加大了行政处罚力度。

“种子法通过这些修改，不仅为品种权人提供了更多的权利主张机会，还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赔偿低的问题，同时将大部分参与种子产业链条的商业经营主体纳入品种权侵权责任追溯体系中，以强化和提升种子产业链及其初级农产品销售链的品种权保护意识。”李菊丹这样总结。